习近平总书记是继毛泽东之后，又一位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熟练掌握运用的国家领导人，他还围绕如何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问题，从各个侧面展开了一系列精辟论述，提出要实现传统文化的“四个讲清楚”，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换和创新性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如何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问题，从各个侧面展开了一系列精辟论述。2014 年2 月24 日，他在主持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处理好继承和创造性发展的关系，重点做好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 年版，第164 页。） 这就明确指出了新形势下我们党对待传统文化的基本态度和“两创”的基本方针。所谓创造性转化，就是要按照时代特点和要求，对那些至今仍有借鉴价值的内涵和陈旧的表现形式加以改造，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表达形式，激活其生命力。所谓创新性发展，就是要按照时代的新进步新进展，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加以补充、拓展、完善，增强其影响力和感召力。那么，怎样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呢？本文以习近平关于知行关系、知行合一的论述为例，阐述他在这一方面的亲身实践，以期为我们进一步做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提供借鉴和参考。
一、习近平对知行辩证关系的理论阐释
知与行的关系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一个典型命题。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习近平对知行辩证关系，进行了深刻的理论阐述和实践探索，反复强调要做到知行合一。习近平关于知行关系、知行合一的论述比较集中地体现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从纵向来看，习近平对知行合一的强调，贯穿整个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始终，他在不同阶段回答了“什么是知行合一”“为什么要知行合一”“怎么做到知行合一”三个问题。首先，习近平清醒地认识到新形势下我们党所面临的执政风险和挑战，认为党内不正之风一直有市场，“从主观上说，主要原因是一些同志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问题没有解决好，对坚持‘两个务必’既没有端正思想认识，也没有打牢思想基础。从客观上说，主要原因是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方针在有些地方没有落到实处，在一些方面管党治党失之于宽、失之于松”。（《习近平关于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论述摘编》，党建读物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4年版，第34—35页。）这概括起来说就是“知行不一”。其次，在河北调研指导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时，习近平从教育实践活动的效果上解释了“知”“行”为什么要“合一”。他指出，“知”和“行”是相辅相成的。只有把道理真正弄懂了，行动才能自觉持久；只有行动上落实了，对道理的领悟才能更深入。如果光有“知”，没有“行”，那这个“知”最后也不会起多大作用；反之，如果光有“行”，没有“知”，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那这个“行”也是难以持久的。再次，他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第一批总结暨第二批部署会议上进一步阐释了知行合一的内涵以及“知”“行”各自的作用。他指出，“贯彻党的群众路线，‘知’是基础、是前提，‘行’是重点、是关键，必须以‘知’促‘行’，以‘行’促‘知’，做到知行合一，既解决认识提高问题，又解决行动自觉问题，使群众观点、群众路线落地稳、扎根深，落实到每个党员行动上，贯彻到治国理政实践中”。（《习近平关于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论述摘编》，第 39—40页。）最后，习近平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再次强调，“必须以知促行、以行促知。集中教育活动需要提高认识，更需要付诸行动，以新的思想认识推动实践，又以新的实践深化思想认识”。（《人民日报》2014年 10月 9日。）这就为广大干部群众如何切实做到知行合一提供了方法论指导。
从横向来看，习近平在谈到知行合一时，根据不同的对象、不同的任务，提出了不同的要求。比如在与北京大学师生座谈时，习近平就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广大青年提出要求，“道不可坐论，德不能空谈。于实处用力，从知行合一上下功夫，核心价值观才能内化为人们的精神追求，外化为人们的自觉行动”。（《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173页。）就如何加快发展职业教育，习近平提出，要“坚持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坚持工学结合、知行合一”。（《人民日报》2014年 6月 24日。）在考察澳门大学横琴新校区时，他希望同学们不仅要有求学求知的热情，而且要有心系国家、心系特区的担当，做到知行合一、学以致用。（参见《人民日报》2014年 12月 21日。） 总的来说，无论是理论联系实际，学以致用，反对空谈，还是以“知”促“行”，以“行”促“知”，习近平强调的知行合一的落脚点都在实干上，这也是他在长期的工作实践中积累的宝贵经验。
二、习近平对中国古代知行观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中国古代对知与行的关系一直存在不同看法，比如，《尚书》提出“非知之艰，行之惟艰”，荀子主张“行高于知”，朱熹倡导“知先行后”，王阳明提出“知行合一”，王夫之强调“行先知后”“行可兼知”，等等。习近平在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持续探索的基础上，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结合时代发展要求和客观具体实际，对中国古代知行观作了进一步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一）内涵着眼于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相统一，使思想自觉转化为行动自觉
习近平关于知行关系的论述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知行观，它主要针对有些党员干部思想和行动不一致的现状，旨在解决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相统一的问题。在习近平看来，“知”是指思想认识，比如对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目的意义、具体要求、标准尺度的把握，对道理的领悟等。但“知”不能仅停留在“知道”“知其然”的层面，而是要上升到“思想自觉”的高度，做到“知其所以然”。所谓“思想自觉”，就如同“照镜子”，在思想的指导下反观自己、直面自己，并把道理、理论内化于心。道虽远，不行不至；事虽小，不为不成。真正的思想自觉要落实到行动上，也只有落实到行动上才能体现思想自觉。习近平所强调的
知行合一中的“行”是指行动自觉，即把正确的思想认识自觉转化成具体的行为实践。习近平十分重视“行”的力量，反复强调要“一分部署、九分落实”，“崇尚实干、狠抓落实”，教导青年要“笃行”，“于实处用力”。同时他还十分强调“行”的连贯性和效果，即要发扬钉钉子的精神，一以贯之地去落实，善作善成，把一张好的蓝图干到底。这就与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主张的知行合一有了本质区别。以王阳明为例，他所谓的知行合一，“知”不单是传统意义上的“知道”“认识”，而更是指“良知”，即每个人内心与生俱来的道德感和判断力。而
“行”也不单是指一般的实践活动，而更是指“致良知”的功夫，即道德实践。王阳明讲知行合一，“并不是一般地讲认识和行为的关系，也不是一般地讲理论与实践的关系”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下卷），人民出版社 1999年版，第 240页。），其核心是“致良知”。他的知行观是建立在唯心主义基础上的，具有时代局限性。同时，王阳明认识到了“知”和“行”相互贯通、相互渗透的关系，认为“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传习录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 1998年版，第 11页。），但没有说清楚二者之间是辩证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关系。比如，他认为“若会得时，只说一个知，已自有行在；只说一个行，已自有知在”（《传习录全译》，第 12页。），这实际上是混淆了“知”和“行”的界限，夸大了二者的统一关系。所以，作为当代马克思主义者，习近平从当代中国的客观实际出发，挖掘古代知行观中的合理内核，对其作了新的诠释。
就知和行的关系而言，习近平认为，二者虽然紧密联系，相辅相成、相互促进，但又有着明显界限，“知”不是“行”，“行”也不能代替“知”。他之所以反复强调要以“知”促“行”，以“行”促“知”，是因为加强理论武装，促进思想认识提高和党性增强，可以为解决实际问题增添精神动力、破除思想障碍，深入进行查摆剖析和落实整改措施，可以为提高思想认识、增强党性提供现实教材和真切感悟。换言之，坚持知行合一，就是不断让思想自觉引导行动自觉，让行动自觉深化思想自觉，从而达到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相统一。（参见《人民日报》2014年 10月 9日。）
就知和行的地位而言，习近平认为，增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在“知”和“行”两方面同时努力。这实质上是把“知”和“行”摆在了同等的地位，强调“思想”和“行动”两手都要抓。他一方面强调“知”的基础性作用，认为提高思想认识是解决实际问题的前提，“通过学习教育，提高思想认识，对查摆问题大有好处。集中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首先要发现问题，有问题发现不了、认识不到，就没有办法去解决”（《习近平关于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论述摘编》，第 36页。）；另一方面，更加重视“知”向“行”的转化，坚持行胜于言。2014年 3月，习近平在法国进行国事访问时提到，“中国人讲‘知行合一’，法国人讲‘打铁方能成铁匠’，都强调要把思想转化成为行动”。（《人民日报》2014年 3月 26日。）在他看来，只有将思想自觉转化为行动自觉，才算得上是真正的知行合一。
（二）外延扩展至广泛的治国理政实践
受主客观条件的限制，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对知行关系内涵和外延的认识比较有限，而且过于侧重道德践履。以王阳明为例，《黄直录》中说：“问‘知行合一’。先生曰：‘此须识我立言宗旨。今人学问，只因知行分作两件，故有一念发动，虽是不善，然却未曾行，便不去禁止。我今说过知行合一，正要人晓得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发动处有不善，就将这不善的念克倒了，须要彻根彻底，不使那一念不善潜伏在胸中。此是我立言宗旨。’”（《传习录全译》，第 258页。）由此可知，王阳明提出知行合一，主要意图是要彻底克服那“不善的念”而达于至善，这实质上还是道德修养的范畴。
习近平关于知行关系、知行合一的论述突破了纯粹的道德实践的范畴，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外交、党建等治国理政实践的方方面面。当今中国正在发生着深刻变革，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都需要鉴往知来，攻坚克难离不开历史启示，为政用权缺不了理想信念的钙质。在习近平看来，王阳明等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知行观中蕴含着解决当今社会实践遇到的一些问题的智慧，可以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为治国理政、为道德建设提供有益启发。因此，一方面他吸收了中国古代知行观关于道德意识和道德行为相统一的观点，把知行合一运用于道德建设之中，强调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要坚持知行合一，“在落细、落小、落实上下功夫”（《人民日报》2014年 5月 25日。），使核心价值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另一方面，他认识到“知”“行”辩证统一的关系，对古代知行观赋予新的时代内涵。由此习近平提出了“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的一系列治国理念，要求领导干部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谋事要实、做人要实、创业要实，反复强调真抓实干，要求抓住群众最关心的问题，扎扎实实办几件实事。他始终认为，“真抓才能攻坚克难，实干才能梦想成真”（《人民日报》2013年 4月 29日。），只有干在实处，才能走在前列，不抓落实，再美好的蓝图也只是空中楼阁。可以说，习近平创新性地拓展了中国古代知行观的使用范围，并把知行合一的实践智慧渗透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之中，融合进了共产党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方法论之中。
（三）认识和践行主体侧重于党员干部、青年学子
中国传统哲学一向强调个体的君子德性和道德践履，古代知识分子所谓的知行合一也主要是围绕圣人君子待人接物、为人处世及古代社会伦理纲常而展开的。而习近平所论述的知行合一强调的是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相统一，针对的则是广大人民尤其是党员干部和青少年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的问题。
在河北调研指导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时，习近平对认识和践行主体作了明确框定：
“这次教育实践活动，基本目标是党员、干部思想进一步提高、作风进一步转变、党群干群关系进一步密切、为民务实清廉形象进一步树立。实现这‘四个进一步’的目标，关键是要从思想和行动上解决存在的问题”。（《习近平关于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论述摘编》，第 23页。）解决思想和行动上存在的问题，就是解决“知”和“行”的问题。党员干部是各项建设和工作的领导者、组织者，他们的思想理念、价值观念、行为实践直接影响着党内和社会的风气。因为“凡事都是这样的，上行下效，上率下行，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上有所恶、下必不为，上面松一寸、下面松一尺”。（《习近平关于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论述摘编》，第 53—54页。）因此，党员干部的知行合一，是从严治党、密切党同人民群众联系、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巩固党的执政基础的必然要求。
习近平关注的另一个认识和践行主体就是千千万万的青少年。他在五四青年节、六一儿童节等多种场合与青少年交流时，反复强调青少年要在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坚持知行合一，而且还要在读书学习工作中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做到知行合一。他认为，“青年的价值取向决定了未来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而青年又处在价值观形成和确立的时期，抓好这一时期的价值观养成十分重要。这就像穿衣服扣扣子一样，如果第一粒扣子扣错了，剩余的扣子就会扣错。人生的扣子从一开始就要扣好”。（《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173页。） 青年强，则国强。青少年的知行合一关系着国家的发展和民族的未来。习近平多次提倡青少年要做到知行合一，就是要勉励他们为投身国家建设做好思想品德、学识修养、能力才干等多方面的储备。
正如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指出的：“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毛泽东选集》第 1卷，人民出版社 1991年版，第 296—297页。）习近平关于知行关系、知行合一的论述正是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指导下，对中国古代知行观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同时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知行观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具体体现。
三、习近平关于中国古代知行观的 “两创”实践的现实启示
习近平反复强调：“对历史文化特别是先人传承下来的价值理念和道德规范，要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努力用中华民族创造的一切精神财富来以文化人、以文育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164页。）如何发挥传统文化的现实价值，关键取决于我们如何从现实出发来诠释和理解它，并结合时代精神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习近平对中国古代知行观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实践，为我们进一步继承和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提供了方法论指导和借鉴性示范。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是做好“两创”的前提
习近平关于知行关系、知行合一的论述，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和方法对中国古代知行观进行了扬弃与创新，对其理论意蕴和精神实质进行了现代性改造，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文化自觉。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必须处理好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正如习近平所说，“传统文化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受到当时人们的认识水平、时代条件、社会制度的局限性的制约和影响，因而也不可避免会存在陈旧过时或已成为糟粕性的东西。这就要求人们在学习、研究、应用传统文化时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结合新的实践和时代要求进行正确取舍，而不能一股脑儿都拿到今天来照套照用”。（《人民日报》2014年 9月 25日。）应该说，不同阶级、不同阶层站在不同的立场，都可以从传统文化中找到各自所需的思想资源，但“中国共产党人是马克思主义者，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学说，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民日报》2014年 9月 24日。），所以我们应该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具体分析哪些内容已失去价值，哪些内容在当代仍有现实意义，厘清应该吸取的精华和必须剔除的糟粕。同时，要立足新的实践，对传统文化作出合乎逻辑合乎实际的新阐释，为传统文化注入新的时代内涵，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现代化之间的有效融通。
（二）培养文化自信，加强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学习与认知，是做好“两创”的基础
实现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离不开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自信热爱和熟知了解。缺乏文化自信和价值观自信，就丢失了中华民族的“根”与“魂”；没有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入学习与科学认知，也就更谈不上创造和创新了。习近平对中国古代知行观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得益于他对中国古代知行观的深刻理解。一直以来，习近平都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爱好者，也是文化传承与创新的践行者。他在诸多场合的讲话、文章和谈话中都谈论到传承和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问题，而且十分善于运用古代典籍中的经典名句，旁征博引、信手拈来，总是给人以思想启迪、精神激荡，展现出高度的文化自信。我们只有清晰把握中国文化的历史渊源、发展脉络、基本走向，深入研究中国文化的独特创造、价值理念、鲜明特色，那么，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才能得心应手、运用自如，想问题、办事情也才会更有底气、更有信心。
（三）完善价值表达，实现话语转换，处理好内容与形式的关系，是做好“两创”的关键
鲁迅在《准风月谈》中说：“旧瓶可以装新酒，新瓶旧酒也可以装。”（《鲁迅全集》第 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年版，第 343页。）习近平对中国古代知行观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不是简单的旧瓶装新酒，也不是新瓶装旧酒，而是对其内容和形式的综合性改造。传统文化“两创”的根本目的，是“与现实文化相融相通，共同服务以文化人的时代任务”。（《人民日报》2014年 9月 25日。）因而，面对今天的时代问题，我们应该完善传统价值表达机制，实现传统话语转换，处理好内容与形式的关系，从而借鉴和利用古代智慧和经验有效解决现实社会中的具体问题，升华人们的精神理念。完善价值表达，就是要通过改造形式、增补扩充、规范完善等方法赋予传统价值观新的时代内涵，“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161页。）比如，“丝绸之路”在古代主要是商贸之路，而习近平提出的“一带一路”构想却是涉及沿线国家和地区基础设施、贸易、资金、文化等多方面、立体式、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区域交流合作的宏大规划。它借用了古代“丝绸之路”这一文化符号，秉承其中开放、包容、合作的文化意蕴，并融入时代元素，使之具有了更加广泛而深远的全球性意义。实现话语转换，就是要创新话语表达方式，把古代话语转换为现代话语和大众话语，“以人们喜闻乐见、具有广泛参与性的方式推广开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161页。）比如，2012年 11月 15日，习近平和党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成员在与中外记者见面时庄严承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人民日报》2012年 11月 16日。）这种情系群众、关注民生的为民情怀，就是对古代“民惟邦本”思想的现代话语阐释。
“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创新。”（《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164页。）习近平对中国古代知行观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亲身实践，为我们在继承和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方面作出了表率。唯有全社会共同做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笃信者和躬行者，才能丰富中国故事的内涵，增强中国话语的吸引力和感染力，从而发出响亮的中国声音。唯有实现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才能“登高而招见者远”，“顺风而呼闻者彰”，才能使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植根于厚重的文化土壤之中。
〔作者王艺霖，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助理编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