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的秋天和冬天，在伦敦沉闷和阴霾的空气中，一支刚成军的乐队性手枪(Sex Pistol)制造了英国流行文化史上，或者整个音乐史上前所未有的混乱。一如他们第一首单曲的名字：这是一场无政府主义。
 Sex Pistol这一切甚至比他们想搞文化革命的经纪人麦克拉伦（Malcolm McLaren）所预期的更激烈。但他们要的不只是制造混乱，而是要彻底颠覆人们对于生活、对于艺术、对于体制的定义。
性手枪的行动和音乐是摇滚史乃至文化史最具雄心的一个文化与政治宣言，而一切发生的时间不过是短短一年间。然而，摇滚乐也从此再也不同了。
1.
要了解朋克的哲学，朋克如何改变了世界，必须先了解法国情境主义(situationism)，以及一个艺术青年麦克拉伦（Malcolm McLaren）。
“情境主义国际”（The Situationist International），是一群前卫艺术家、政治理论家和行动者于1957年到1972年成立的组织。一方面他们深受二十世纪初期达达主义和超现实主义的影响，另方面也受马克思主义影响而对资本主义严厉批判。他们前身是1952年在巴黎成立的“国际字母主义”(lettrist International)，精神上的根源则是20年代的达达主义。法国青年居伊德波(Guy Debord) 是国际字母主义的创办者之一，他说“艺术的未来是推翻情境，或者什么也不是” 。
情境主义相信现代消费社会疏离了个人，因此必须经由非商品社会关系的建立来获得人类真实的存在，尤其是透过颠覆性的政治挑衅来克服这种疏离与异化。他们的策略之一是“detournement”（一般翻译作“异轨”）：亦即修改既有的意象来翻转其原有意义，尤其是翻转资本主义系统及其媒体文化来对抗其自身。对情境主义来说，现代性下的工作、城市规划和福利国家制造出来的不是快乐，而是压抑和无聊。无聊状态(Boredom)是他们的关键字之一，是现代社会控制的结果。
60年代中期，居依德波提出“景观社会”的观念(The Spectacle of Society )，指出个人的自我表达原先是透过直接生活经验，或是真实欲望的实践，但到发达资本主义阶段却被转化为是透过对物品的消费或者二手的疏离。而要对抗这种景观的主要方法就是建构情境，亦即是在生活中建立可以唤醒人们真实欲望、让人体验真实生活和冒险的短暂时刻，从而能解放日常生活。
德波说：“文化已彻底沦为一种商品，并不可避免地成为景观社会的明星商品。”
1968年巴黎，百万青年和工人上街头抗争，情境主义影响了无数反抗青年的思想，并且被书写在墙壁上，例如“无聊永远是反革命的”（BOREDOM IS ALWAYS COUNTERREVOLUTIONARY）。
这一切观念都被一个艺术青年麦克拉伦连接到一场摇滚革命上。
他是一个在60年代对现实不满的反叛青年，在伦敦读过好几个不同的艺术学校，并深深着迷于法国情境主义。68年五月，他没去成巴黎街头，只能和刚认识的另一个艺术青年詹米瑞德（Jamie Reid）在自己学校搞了一场迷你占领行动。
 Malcolm McLaren瑞德比麦克拉伦更政治，后来负责制作性手枪的许多视觉设计，包括从报纸上剪下字母重新拼贴的经典创作，以及在英国女王的鼻上挂上回纹针，这些都是深受情境主义与68巴黎革命的美学影响。
这些情境主义的理论和行动经验让麦克拉伦和瑞德更清楚如何透过恶作剧、反讽、蒙太奇等手法来表达他们的理念，他也越来越清楚他的信念：“要幼稚。要不负责任。要不尊敬他人。要成为一切这个社会痛恨的。”
几年之后，他会透过一个乐队，来混合情境主义与摇滚乐，实践他的文化革命。
2.
“‘无政府主义在英国’是一个自我统治、是最终的独立，自己干（do-it-yourself）的宣言。”——麦克拉伦。
1975年的英国经济陷入严重困顿，高度通货膨胀、英镑汇率崩盘、政府债台高筑，失业率达到1940年代以来最严重，英国甚至被迫向IMF申请援助。整个英国社会人心惶惶。罢工、邮件炸弹、抢劫，不断成为新闻头条。八月底，诺丁丘（Notting Hill）嘉年华，发生了战后最严重的种族暴动。
一个帝国正在崩塌，转变成为一场漫长的梦魇。
于是，朋克出现了，成为这个时代的救赎与代罪羔羊。
性手枪先是在艺术学校和大学中演出，然后才去pub和live house演出。他们的歌曲充满了绝望与愤怒，成为那些失落和不满青年的发泄；他们的音乐乍听粗糙拙劣，但他们并不是真的不会演奏，歌曲结构编排其实很有才华。
不过，当他们的演出第一次被NME评论时，吉他手Steve Jones在另一篇访问中说：“其实我们不是对音乐有兴趣，而是混乱。”
他们正式录制的第一首单曲是“英国无政府”（Anarchy in the UK），但EMI一开始不愿意这首作为主打，因为这首歌的歌词实在太离经叛道，第一句就是一颗威力无穷的炸弹：
“我是一个反基督徒、这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
“反基督”(anti-Christ)一字具有强烈的末世意涵，甚至在宗教思想上让人联想起魔鬼。（一年前Patti Smith在首张专辑唱出“耶稣为其他人而死，但不是为我”，已经是对宗教的挑衅，但当然比不上性手枪的反基督姿态。）“无政府主义”则是一种世俗意义的反基督。这两句话就充分表达了他们对西方世界最重要的两大秩序——政治与宗教——的彻底挑战，让他们成为建制派眼中的恶魔。
1976年11月单曲正式发售，唱片封面的设计是撕烂的英国国旗被别针和回形针钉在一起。这个设计本身表达了英国早已消逝的荣光，并且用朋克精神重组所谓英国的概念。
英国的衰落和性手枪的崛起，开始有媒体认为这是西方文明的终结。
他们的演出现场也充斥着暴力，不论是台上的乐手或台下的观众经常彼此攻击、砸毁现场。越来越多场所拒绝他们演出，电台也拒绝播放他们的歌曲（除了BBC的DJ John Peel）。有一次，他们要到一个小镇演出，当地商店和酒吧全部关闭，仿佛瘟疫来袭。
正如主唱莱顿说：“‘性手枪’只是一群极端无聊的人的组合。我们是出自极端沮丧和绝望才会聚在一起。我们看不到希望，这就是我们的共同联结。寻找一个正常工作是没有意义的，那太令人作呕了。这个世界没有出路。”
1977 年是英国女皇的二十五周年银禧庆典。本来，英国国歌“天佑女皇”(God Save the Queen)是要随着飘扬的国旗四处欢唱，但性手枪却以同样歌名作了一首新歌，让这个歌名成为英国女皇的恶梦。
Jamie Ried设计的单曲封面是一面英国国旗中有一个英国女皇像，但她的眼睛和嘴巴都被歌名和团名遮起来。这个封面就是这场试图掩饰一切问题的庆典前，最诚实而直接的抗议，后来被英国音乐杂志评为音乐史上最佳封面设计。
每一句歌词都是一枚对英国统治的炸弹：
“天佑女皇，这个法西斯主义政权，他们把你变成一个白痴，一颗潜伏的氢弹。
天佑女皇，她不是一个人，在英格兰的梦中，是没有未来的。
不要让别人告诉你你要什么，不要让别人告诉你你需求什么。
没有未来，没有未来，你没有未来。”
“没有未来”(No Future)这句话不仅成为英国一整代青年的愤怒宣言，也成为整个朋克摇滚的精神大旗，以及后来一代代被主流社会体制拒斥的青年的口号。
在整个英格兰的恶梦中，性手枪是少数清醒的砍柴人，他们敲碎了一切谎言，凶猛地点燃了人们心中暗藏的怒火。主唱约翰莱登在后来接受访问时说：“你写‘天佑女皇’不是因为你恨英国民族，而是因为你爱他们，但你没办法忍受他们被国家如此对待。”
但他们也激怒了更多保守爱国主义者。此后一段时间，他们在路上屡屡被人攻击，并被迫只能用假团名“SPOTS”（意思是Sex Pistols On Tour Secretly）演出。所有电台都禁播这首歌，但最后这首歌在英国单曲榜上是第二名，虽然许多人认为他们是故意不被给予第一名的。
英国的恶梦继续蔓延。77年夏天，失业人数达到一百万，一支punk乐队Chelsea发行单曲”Right to Work” (工作的权利)，但性手枪在第三首单曲”Pretty vacant”，宣扬“不去工作的权利”，并且拒绝一切和工作有关的伦理价值：勤奋、坚持、野心等等。十月他们终于发行首张专辑Never Mind the Bollocks, Here’s the Sex Pistols，这的确是一个非常气魄的宣示，但那也是最后的高潮了。
三个月后，莱顿离团，性手枪几乎宣告终结。然后，贝斯手Sid Vicious在纽约被控杀了女友，莱顿和麦克拉伦互告，彼此都认为自己是性手枪的创造者。朋克变成一门好生意，反叛成为美丽的商业姿态。在这些混乱和金钱背后，英国人选出了保守党撒切尔夫人当选了总理。性手枪与朋克所憎恨的一切更加地压制在他们的头上了。
The Clash乐队主唱Joe Strummer说，“朋克最终成为只是一种流行，他成为一切他不应该成为的东西”。
3. 自己干
“当你听性手枪，听‘无政府主义在英国’时，你立即被打到的感受就是这真的正在发生（斜体为原来有的）。这是一个有脑袋的家伙，他真的说出世界上有些东西正在发生，并具有真正的热情和真正毒液般的力量。他真正触动你，并且让你害怕，并且让你感觉不舒服。”The Who的吉他手Pete Townshend如是说。
这段话也几乎正是摇滚乐的本质精神：摇滚乐本来就要让你不舒服，要挑衅你，让你去思考这世界的问题。
但性手枪确实走到更极端。在很大程度上，性手枪确实是实践了情境主义的一切要素：他们反艺术，他们透过各种挑衅行动，去批判现代社会控制的压迫、去挑战日常生活的无聊，他们更要面对体制的虚伪和虚无重新找回自我，找回真实。 （虽然莱顿后来否认他们和情境主义有任何关系。）
性手枪当然也是商业和反抗的最大矛盾体：他们看似反商业，却一直和主流公司合作，但他们的恶行又让他们被解约。第三个合作公司维珍又是一个最聪明的商人。
然而，即使朋克在政治上失败了，也被音乐工业收编了，但性手枪还是在庞大的体制中打开了一个缝隙，让一代代青年可以在混沌发现这个秘密，走进那个未知的可能。
性手枪说痛恨滚石、讨厌平客弗洛伊德，但他们所做的是，创造出属于自己的青年反文化。
性手枪看似拒绝一切现实，但在他们的拒绝中却证明：一切都是可能的。
性手枪高唱“没有未来”，但他们其实是在创造关于未来的想象。正如他们的朋克同代人Joe Strummer喜欢说的：“未来还没有被写定（the future is unwritten）。”
这正是关于摇滚乐或任何艺术创作本质：拒绝相信现在就是一切，拒绝相信掌权者给我们的未来就是我们未来的唯一可能。
答案不只在风中，而是只有一条路：自己干/do it yourself。
只是不要真的相信“没有未来”。
（按，这篇文章是以性手枪为主，关于朋克摇滚另一个重要乐队“冲击”（The Clash)的完整文章，请见我的《时代的噪音:从迪伦到U2的抵抗之声》。）
(原标题：《“没有未来”？！四十年前朋克革命留下了什么？ 》) |
